觀念解碼

2008.11 / 第16期: 大學排名2.0版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 Sat, 01 Nov 2008 08:00:00 GMT

過去十年以來，世界上使用中的大學排名系統數量遽增。當大學排名系統增值的同時，也產生了突變；所有的大學排名系統再也不只是其始祖的複製品，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突變後的差異型態產生後，世界上便出現了不同類型的大學排名系統。本文目的即在說明這些改變。
　
從量化比較到化約排名的爭議

大學排名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事實上，其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美國已有某些州開始出版各校的執照考試及格率，如法律、牙醫等。之後，一些機構也著手進行一連串的「天才研究」，請各個科學系所的主任提出他們認為不同領域中的頂尖人物，再調查這些人最後到了哪些學校（這樣的方式其實與上海交通大學採用諾貝爾獎、菲爾德獎得主校友作為指標的邏輯是類似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十大頂尖大學，與近年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做出的大學排名結果是十分相近的。

1960年代，隨著大型科學資料庫之發展，例如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自然科學引文索引）與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採用量化方式測量教師的產出開始變得可行，各類期刊文獻也開始有所比較。1982年，「美國國家科學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進行的「博士研究所課程評估」（Assessment of Research Doctorate Programs）中，這些統計數字也扮演了某些角色。

在當時，也許是因為排名方式的科學與量化性質，或者它們針對的對象是研究所層級，這些排名並沒有引起太多爭議。然而，就在1980年代中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開始針對「整體」（entire）的大學進行排名，並且極力稱頌其為大學生選校的最佳幫手時，開始真正激起爭議，有些人認為，排名是用危險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t）來評鑑教育。然而，正是這項「化約主義」的特性，吸引了大眾對排名的興趣：過去難以理解的大學教育品質，卻被排名點出了某些面向。

此外，來自其他國家新的學費來源（如英國或90年代末期的中國）或是大漲的學費（如1990年代初期的加拿大），都讓消費者有越來越多的需要，瞭解教育投資的成果為何，而大學排名的出現，剛好補足了這塊需求。

經典大學排名的七大特點

大學排名的始祖－「經典」大學排名（“classic” rankings），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或是與其模式十分相近的加拿大Maclean’s大學排名、波蘭的Rzeszpospolita，有著七個主要的共通點。在北美，這七大特點被視為大學排名內在的固有性質，即使某些大學排名系統違反了其中幾項。經典大學排名的特點為：

◆針對大學部的教育（undergraduate experience）進行排名，並試圖作為學生與家長選校的指引工具。因此指標的選擇上也以此為主要原則。

◆排名範圍是全國性的（They are national in scope），針對單一的國內教育市場。

◆排名比較的是整體（entire）的學校，意即比較的單位是以一所學校機構為基準，而不是較小的單位，如學院或系所等。

◆排名的結果是以排序方式（ordinal scale）呈現，將各指標所獲得的分數累計加總後產生排名結果。

◆資料與排名的呈現僅僅訴說了單一的面向（single story），最後只會有一個贏家。

◆資料來源大多是「官方」政府資料（“official” government sources），或是在大學間進行調查。

◆排名的過程與結果的發布均由商業媒體進行。

大學排名的新突破

然而，當大學排名在世界上越來越廣泛，漸漸地有一部分大學排名違反了上述特點。

研究所排名加入戰局

大學排名不再僅僅針對大學部的教育，這是第一個被打破的特點。這之中最有名的便是上海交通大學所公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其指標幾乎是研究取向。目前有一部分的大學排名系統，尤其是亞洲地區所推出的排名，非常重視大學的研究表現，而不太著墨在大學部教育品質的部分。

全球大學排名與個人化排名的出現

與此議題密切相關的國際性大學排名，最早可追溯到1990年代末，由Asiaweek做的亞洲地區大學排名。近來，上海交通大學（ARWU）與《時報高等教育增刊》（QS-Times）也進行了跨國性的大學比較，與全國性大學排名相較，國際性大學排名在定義上，更強調研究面向作為指標。這是由於不同國家收集資料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圖書計量學（bibliometrics）便成了唯一可用跨國比較指標。

在歐洲，排名針對的是系所之比較，而非整體的大學。如荷蘭的Keuzegids Hoger Onderwijs與Elsevier，英國的Guardian與義大利的La Repubblica，都是這類排名的例子，其把大學打散（disaggregate）至各部分（在學術界裡，認為採用這樣的方式進行比較是較有效度的）。這些相似的歐洲大學排名並不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雖然還是會公布各個系所在所有指標上成績表現最佳者，但每個指標所獲得的結果是個別呈現的。

然而，在某些大學排名的例子裡，如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CHE）進行的大學排名，往前更發展了一步，其捨棄了「呈現『最佳』大學」的概念，相反地，運用了網頁平台的互動性，並跳脫報紙、雜誌等傳統商業媒體僅能說明單一面向的框架限制，讓使用者依據他們自己的選擇進行排名（此類排名通常被稱為個人化排名（“personalized”rankings）或DIY排名（do-it-yourself rankings）。

意見調查漸成重要指標

另一個排名的新突破則為，越來越多排名系統以調查的方式收集資料。長期以來，教育工作者或雇主在聲譽排名的資料收集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近來也有調查開始針對學生對於他們學校之意見與自身學習經驗之觀點。德國的CHE與加拿大的Globe and Mail大學排名，都採用了學生意見調查結果作為部分指標。

在發展大學排名系統時，這樣的現象意味著大學排名希望提供使用排名選擇校系的學生更重要的資訊，因為只有學生在系所、大學中的學習經驗才是最真實的。

以多元化大學排名系統
呈現不同的品質意涵

雖然排名令部分人深惡痛絕，大學排名依然會在全球持續性的擴展，因其呈現出方便的、試探性的機制，讓社會大眾有機會瞭解到大學企業的龐大與複雜。但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多人瞭解到，大學排名－至少指的是經由指標權重累計得出之單一成績所列出的排行榜，完全受限於其所選取的指標與權重，得出的結果只是大學品質的單一定義而已。

即使真正的教育品質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知道，品質的定義也有許多種，但任何單一模式的大學排名，都會無可避免的排擠到其他品質的意涵而有了偏差。這並非是說大學排名不具有任何效度，而是指我們需要不同模式的大學排名系統，來呈現不同的品質意涵。

學生意見調查與使用計量資料
將成趨勢

另一個大學排名的重要議題為資料的品質與資料收集面向。許多對於大學排名的抱怨多針對在資料部分，如該資料僅呈現大學較為不佳的表現而已，或是在各校間收集的資料不具一致性。加上大學排名的走向越來越趨向國際化，使得排名機構必須採用更多的學生意見調查，以及圖書計量、科學計量資料，只為了可在大學機構間進行比較。未來，這樣的趨勢會越來越強化、明顯。（本文由蔡小婷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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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 / 第16期: 把酒話分類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 Sat, 01 Nov 2008 08:00:00 GMT

我五年前來到加州，開始做卡內基大學分類（註1）。在從事分類工作之前，並沒有覺得分類有什麼特別之處：既沒有高深的理論框架，也沒有複雜的運算方法。然而在工作中，我卻每每驚訝於卡內基大學分類對大學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其功用和效果有時大得不可思議，令人費解。
　
分類≠排名無品質好壞之分

我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時間花在解答來自各大學院校主要學術或研究負責人的詢問。這些詢問大多集中在如何「提升」他們大學所處的類別，以及如何調整學校的課程、專業設置、研究經費專案或學位授予數目等方面，從而使學校能被劃入「更好」的大學類別。這類問題完全不是出於學術上的好奇和探索，而是對學校未來競爭和發展的嚴重關注。

每到這個時候，我總是試圖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出發，耐心解釋為什麼卡內基分類只是一個描述性的工具；它並沒有好壞之分。分類不是排名，分類認可各個組別院校的獨特使命，而百花齊放的多元架構可以靈活地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分類指標中也並沒有包含品質評價的變數，所以分類結果也不具有評估能力，更不存在「提升」或「更好」一說。

這樣的解釋說來有些蒼白。詢問者們對於這個道理比我還明白，可是在實際工作中，又不知不覺地把「提升」分類作為一個赴湯蹈火、勢必取之的重大任務。那麼，卡內基大學分類究竟有什麼「魔力」，使眾高校紛紛為之折腰？

高教品質資訊
難以準確掌握與測量

加州意外地為我提供了一個從其他角度來考察分類問題的機會。加州是著名的葡萄酒鄉，有時不到10美元就能買到口味上佳的葡萄美酒，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但偶爾品嘗價格昂貴一點的酒，也覺得品質參差不齊。總以為價格應該就是品質高低的標誌，事實上卻並不盡然。

微酣之際，突然發現葡萄酒和高等教育行業頗有些共通之處，而分類在其中也產生相似的作用。首先，這兩個行業都具有這樣的特點，就是產品的品質是個未知數，其真正品質很難被清晰地界定或準確地測量。

其次，這兩個行業的產品數量眾多，造成消費者收集關於品質資訊的成本過於昂貴，對產品品質很難得到準確的評估。大學院校品質評判的難度，較之葡萄酒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看看幫孩子選大學的父母，政府官員對高校問責的施壓，以及高校評估專家的湧現，就可領略一斑了。　

「品質期望」（聲譽）
等於真正品質嗎？

葡萄酒和高等教育這兩個行業的共同之處在於，兩者產品品質評判的難度都很大，加之行業相對穩定，對產品品質有較大影響的技術變革都不多，這導致了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消費者過於依賴聲譽對品質進行判斷，而聲譽是對產品品質的一種「期望」。那麼，品質期望是不是與產品的真實品質等同？這個問題在高等教育領域很難回答，因為高教的很多品質指標本身就是聲譽，比如一些大學排名中送給院校長的聲譽問卷，其結果就被直接拿來用作品質指標。

很多人研究考察了法國波爾多酒（Bordeaux wine）的市場，但至今不能得出顯著的價格與品質正向相關的確定性結論。其中一項研究對13個有關質量與價格的關係之研究論文進行總結，發現酒的價格與真正品質的平均相關係數只有0.19（註2）。另一項關於法國波爾多酒的研究發現，葡萄酒的聲譽對價格的影響是真正品質對價格影響的20倍（註3）！價格反映了消費者對品質的期望，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產品的聲譽。這也就是說，聲譽與真正品質之間還有很大差距。

誤用分類作為品質指標
失之公允

聲譽與分類有何相干？聲譽有兩個來源，一是個體聲譽（individual reputation），另一個是集體聲譽（collective reputation）。而集體聲譽就是由分類衍生出來的。在產品眾多的情況下，除非個體聲譽極其突出，通常是集體聲譽對品質期望有相當的影響力。

在品質很難評估的行業中，分類有很大的作用。分類為消費者收集品質資訊提供了輔助，使消費者較容易地組織、整理品質資訊，在同類產品中比較品質資訊，以避免拿蘋果和橘子相互比較的偏頗。這是分類的長處。但與此同時，在品質資訊嚴重缺乏或資訊過於複雜淩亂的情況下，消費者迫切需要簡單易懂的品質指標，分類在不知不覺間被拿來用作品質高低的標誌。這並不是一個理智客觀的市場現象，而是一種饑不擇食的行為。

大學分類被當成集體聲譽
誤導個別品質判斷

在高等教育領域，卡內基分類是最早的綜合性大學分類系統，它本身並沒有品質控制機制，因此屬於同一類別的院校品質參差不齊。但在使用過程中，這個分類也被用作集體聲譽，給消費者傳達著有關院校品質的期望。當然也有個別情況，比如哈佛大學，其個體聲譽遠遠超過其所屬的集體聲譽，那麼分類對哈佛也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倒是哈佛所屬的分類確是給諸多同類大學帶來聲譽上的提升。

把分類作為品質標誌，就意味著把同一類別中院校品質的差異統統抹除，這顯然不合理。大學分類是研究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認知工具，但從描述性到評估性的轉化，也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腱（Achilles’ heel）。

把分類與品質好壞劃等號造成了對品質資訊的誤傳，也給了很多學校一個免費搭乘（free ride）的機會，這解釋了為什麼眾多學校不惜工本爭取被提升到「更好」的分類類別。這本身無可厚非，因為每所學校都要爭取競爭優勢以求發展。但過度依賴聲譽會降低一個行業的市場有效性。

聲譽滯後性影響大學新秀出頭

聲譽，包括集體聲譽，具有滯後性。比如著名的1855年波爾多酒等級分類（註4），是按照當時酒的價格和聲譽來制定的。一百五十多年過去了，但這個分類卻僅僅有過兩次微小的調整，仍對當今酒的價格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這就使得平庸的酒家仍能依賴昔日的輝煌賣出好價錢，新興酒莊則頻頻要求重新分類，聲譽的沿襲至今使他們很難有出頭之日。

在高等教育領域，也存在同樣問題，聲譽的滯後性偏袒那些功成名就、歷史較長的學校。即便是現在的品質差一點，但有多年的老字號招牌和分類這個集體聲譽墊底，也不會對學校的競爭力有太大影響。而後起之秀即便是擁有較高的品質，短時間內也很難被公眾接納。這給有效市場所應具有的靈敏性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新的創新難以被迅速認可。

卡內基分類 vs. 大學品質的省思

卡內基大學分類自70年代問世，對紛繁複雜的高等教育系統進行簡化梳理，為高等教育提供了一個方便的語言和思想工具。由於它的空前成功，迅速地被廣泛採用。而在這一過程中，在沒有其他品質指標的情況下，被信手借來用作一個聲譽階梯。而這個聲譽階梯和真正品質之間，是一大片的空白和一大串的問號。有學者指出，卡內基大學分類的成功也是它的最大弊端。把酒話分類，杯中也能品到一絲卡內基分類被人誤解的委屈和一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

註1.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察和看法，並不代表卡內基基金會的官方立場。作者另外特別感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本科生院助理院長程星博士對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議。

註2.

Geistfeld, Loren V.(1988). The price quality relationship: The evidence we have, the evidence we need, in: E.S. Maynes and the ACCI Research Committee (Eds.), The Frontier of Research in the Consumer Interest, Columbia, MO: American Council on Consumer Interests, 143-172.

註3.

Landon, S. and Smith, C.(1998): Quality expectations, reputation, and pric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 (64), 628-647.

註4.

1855年波爾多酒等級分類在本質上跟卡內基分類截然不同。1855分類是依照價格和聲譽來制定，在當時很大程度地反映了酒的質量。只是分類疏於更新，後來過多地代表了聲譽而非質量。卡內基分類則是一開始就沒有包括反映質量高低的指標，設計時也沒有任何意向把它作為質量標竿。另外，卡內基分類的更新修訂也遠比1855來得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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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 / 第16期: 由研究力指標看21世紀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特質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 Sat, 01 Nov 2008 08:00:00 GMT

1810年，德國發展出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學」－柏林洪堡德大學之後，歐洲各國紛紛起而效尤。雖然在一些國際大學評比中，美國大學的表現皆是最優異的，並成為各國大學相互學習的對象，但與歐洲大學相較，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是較晚的。
　
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歷史發展

直到19世紀末，美國才受到德國模式研究型大學的影響，由聯邦政府推動稅賦優惠政策，鼓勵私人建校，促使新設立的私立大學紛紛投入研究發展與學士後訓練，如Johns Hopkins, Chicago, Stanford與Cornell等私立大學皆是在此一時期發展起來。而美國研究型大學真正發展到一定規模，甚至比歐洲大學培養出更多畢業生，則是20世紀初期，20年代之後。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聯邦政府將大量經費投入各項科學研究，促使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更快速發展，如1948至1968年間，美國聯邦政府每年就有平均高達近30億美元補助各研究型大學，特別在基礎科學的研究經費補助就增加25倍。Hugh Davis Graham（1997）就指出，不論是以諾貝爾得主人數、國際學生申請人數、教師品質或學術聲譽調查等來看，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表現在二次戰後皆扶搖直上。

70年代末期，美國經濟成長趨緩，美國聯邦政府補助大幅減少，但在面臨歐洲與日本工業的強力競爭壓力下，為了確保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的競爭力，美國聯邦政府重新調整大學研究發展補助政策，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鼓勵大學與企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將學術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新的產品或生產方式。此時，分權化、多元化及學術市場化三大特質已深植在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之中。

80年代之後，具有此三大特質之美國研究型大學在國內面臨了更激烈的資源爭奪競爭，而其改變與進步的速度在此一壓力下更加明顯與突出，但也藉此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是故，無論是人造衛星發射與成功登陸月球，或是資訊工程與生醫科技的突破發展，戰後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成功模式，不僅帶動了美國經濟成長與社會繁榮，穩固了其全球的領導地位，也是其他國家爭相仿效發展的典範。
　
三大定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機構

但是何謂研究型大學，應包含那些研究質量？而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特質又為何？1982年，前「美國大學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主席Robert M. Rosezweig就指出，美國研究型大學是一所可以「結合基礎研究、研究訓練與大學部教育，並經常由同樣一群人在同一時間進行此三件事情」之學術機構。

Thomas J. Tighe（2003）則對美國研究型大學定義有較詳細的說明：「首先，他們提供研究所博士班的課程，包含藝術、科學、專業學院。其次，這些院系研究所必須是在其專業領域擔任新知的開創者，而且也須能成功的爭取到聯邦經費，特別是在科學與工程兩領域上」，但他也強調通識教育與大學部教育仍是一所研究型大學不可忽視的部分。David Baker（2007）描述這一小群但持續成長的美國研究型大學為「能對人類社會之科學、科技及知識，產出前所未有之貢獻。而除了有建校歷史及穩定的經費為基礎外，這些大學也持續在美國擴展，其數目也穩定在增加之中」。

現今美國有三大機構針對美國研究型大學內涵，發展出清楚指標：1.美國大學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2.美國「卡內基教學發展促進基金會」（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Carnegie Classification）﹔3.美國佛羅里達中心（TheCenter）之「全美頂尖研究大學」（The American Top Research Universities）。

美國大學協會

成立於1900年之「美國大學協會」是一個最早界定何謂美國研究型大學之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迄今擁有61所美國大學和2所加拿大大學。該協會的基本目標是提供一個永久性的論壇和兩年一次的例會，影響國家和公共機構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提升大學的學術研究和教育水準。

AAU的成員是由「成員資格認定委員會」來考察、挑選和邀請符合其標準的大學加入會員。由於該協會在成員遴選方面的苛刻標準，加上它在美國公共教育和科技政策上的影響力，「美國大學協會」已經成為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的「貴族俱樂部」，如Harvard, Yale, Stanford等名校都是AAU成員。自上個世紀以來，AAU平均每年吸收的會員數不到一個，其中僅有兩名外籍會員，即1926年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麥吉爾大學。

AAU主要是以學術研究和研究所博士班教育兩階段評鑑，來認定與審核研究型大學入會的資格，第一階段主要的衡量指標包括競爭性聯邦研究經費、美國國家研究院的院士人數、教師質量和獲獎情況、研究論文的引用情況等。第二階段指標包含非競爭性研究經費、博士教育質量、博士後研究質量及大學部教育等。　

美國卡內基基金會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

1970年，美國「卡內基教學發展促進基金會」為了因應美國高等教育的急速擴充與多元化發展，開始進行大學分類及指標研究，並於1973年將分類標準與結果出版，其後並於1976年、1987年、1994年、2000年及2005年五度修訂分類指標與項目。

自1973年至1994年，美國卡內基基金會將博士型／研究型大學共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研究型大學」、「第二類研究型大學」、「第一類博士型大學」及「第二類博士型大學」。但在2000年則縮減為二大類－「第一類、第二類研究型大學」合併為「博士型／研究型大學－擴張型」；「第一類、第二類博士型大學」合併為「博士型／研究型大學－集中型」。

1973年至1994年皆以獲取聯邦政府補助及授予博士學位數目多寡為分類的標準，2000年取消了前者。2006年「基礎分類」以至少授予20個博士學位數目為研究型大學的門檻指標，但加入科學&工程研究經費、非科學&工程研究經費、科學&工程研究人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科學&工程研究經費、平均每位專任教師非科學&工程研究經費、科學&工程研究人員占全校教職員比例，及授予博士學位的總數等7項指標，細分美國研究型大學為「非常高研究力」、「高研究力」及「博士型」三大類，共有283所大學，目前屬於「非常高研究力」者有96所。

美國佛羅里達中心

與以上兩大機構相較，成立於1998年的美國「佛羅里達中心」（TheCenter），是在2000年之後才正式公布「全美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表現，研究對象以獲得2千萬美元以上聯邦研究經費之89所大學為主，並依據整體研究經費、聯邦經費、捐贈資產、每年捐款、國家研究院院士、獲獎教授、頒發博士學位數目、博士後研究與大一新生SAT的平均成績等9項指標，來評估其學術研究能力的高低。至目前為止，是美國最完整的研究型大學評量機制。

表一美國大學協會、卡內基基金會及美國佛羅里達中心三大機構比較

評量指標以輸入性為主
尤重財務與人力資源

綜合比較三者，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之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數目最多，「最高研究力」大學有96所；美國佛羅里達中心有89所則次之。雖然美國大學協會最早成立，但數目卻是最少的。在指標數目方面，三者差距不大，但在指標內容方面，卡內基基金會分類表與美國佛羅里達中心皆有門檻指標，分別為博士學位授予與聯邦經費的獲得。

整體來說，三者評量指標仍以「輸入」性的內容為主，尤其是財務與人力資源的獲得，「產出」指標如期刊論文篇數則少被採用。Louisiana University System校長、也是美國佛羅里達中心之「全美頂尖研究大學」計畫主持人John Lombardi就解釋，「現今許多採用論文數目作為指標之國際評比，皆有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領域的不均衡性問題，若在美國採用這些指標，是難以公平的評量一所研究型大學的整體品質」。

歸納以上三者所採用指標，了解一所美國研究型大學應具有下列幾項元素：

1.獲得一定金額的校外研究經費；2.校內有一定數額的研究人力；3.高品質博士班教育。

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特質

因三大機構採用指標仍有差異性，被分類出的大學並不完全相同，目前共有52所研究型大學同時被納入此三系統之中，其中公立大學28所，私立24所。

依據美國佛羅里達中心之9項指標分析52所研究型大學，可歸納出現今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特質，除了需有充裕經費與研究人才外，規模與歷史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由統計分析發現，52所研究型大學之整體研究經費平均約4億美元，聯邦經費約3億美元，捐贈資產方面平均3.5億美元，且私立比公立多出4倍之多，約6.5億美元；在教師獲獎與研究人員方面，平均每所大學約有58位國家研究院院士、25位獲獎教授及578名的博士後研究人員。整體來看，公立比私立大學多出甚多，尤其在博士學位的授予方面差距相當大。其次，若以大學建校歷史看，不分公私皆是百年以上。私立大學規模在1萬5千人，公立在3萬5千人以上。

表二 2006年52所美國研究型大學之9項指標平均表現

表三 2006年52所美國研究型大學之建校時間、教師人數及學生人數

21世紀面臨三大挑戰

由以上分析了解，要成為一所研究型大學，所需的經費資源相當龐大，但規模卻不可太大，此一方面，美國私立大學是比公立大學具有更多優勢。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之「卡內基基金會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計畫主持人趙春梅就指出，「美國研究型大學是一個需要大量研究經費去支持的機構，這是相當昂貴的，並非每個國家都負擔得起。因此，其他歐美富裕的國家，如德國，其實都很難有一所像美國這樣的研究型大學」。

雖然美國研究型大學現今具有令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優勢，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之「美國最佳大學」計畫主持人Robert Morse仍憂慮如何可以持續的保持下去，並解決下列的挑戰﹕一、全球競爭使得歐亞各國政府積極投入大量經費於一流大學的建設，美國大學仍需有穩定的研究經費支持；二、美國國內大學彼此過於激烈地競爭優秀教師、學生及研究經費；三、美國經濟衰退恐會造成州政府對公立大學經費的縮減。

事實上，除了經費外，Jonathan R. Cole（1994）在其「研究型大學面臨的抉擇」一文中，也提出21世紀美國研究型大學將面對領導與治理、教學與研究、學術自主與聯邦夥伴關係等難題。而以上這些在未來也都將是影響美國研究型大學是否能保持領先、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　

參考資料

Baker, D.(2007). Mas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uper research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fall (49). Retrieved Dec. 14, 2007, from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newsletter/Number49/p9_Baker.htm

Cole, J. R., Barber, E. G., & Graubard, S. R. (Eds.).(1994).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in a time of discontent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H.D., & Diamond, N.(1997). 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ighe, T.J.(2003). Who’s in charge of America’s research universit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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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 / 第14期: 由「高等教育排名：全球與各國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看大學排名三大發展趨勢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 Tue, 01 Jul 2008 03:00:00 GMT

身為國內高等教育評鑑領域重要的研究機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每年皆舉辦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使學界與社會了解高等教育評鑑與排名的最新趨勢。今（2008）年5月30日，評鑑中心特地舉辦「高等教育排名：全球與各國觀點」研討會，即擔負此一重要責任。

為期一天的國際研討會主要分為二大主題：各國大學排名發展及全球大學排名研究，包含三場專題演講、二篇國內大學排名研究報告及一場綜合圓桌論壇。邀請的5位國內外高等教育排名領域專家，包括《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統計資料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Morse、德國高教發展中心計畫主持人Gero Federkeil、加拿大教育政策中心主任Alex Usher等3位外國學者，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黃慕萱教授、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研究員侯永琪副教授等兩位臺灣學者，分別以大學排名方法、挑戰、因應對策及未來展望為主題，發表精彩獨到的研究成果與見解。

此次國際研討會引起學術界相當熱烈的迴響，參與的國內外學者超過200人，其中國外學者超過30位以上，分別來自泰國、越南、汶萊、菲律賓、南非、印度、馬來西亞、奈及利亞、荷蘭、沙烏地阿拉伯等國。一整天的討論相當熱烈，所有參與者不僅相互對話排名發展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斷提出反思，嘗試找尋新的解決方式。

「經典」（Classic）大學排名發展及特色

90年代初，大學排名在世界各國逐漸蓬勃發展起來，不僅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也造成學術界相當大的迴響。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開始每年公布「美國最佳大學排名」之後，許多國家也開始跟隨其腳步，進行大學排名，如加拿大的《Maclean’s》，英國的《The Times》、《金融時報》，日本的《朝日新聞》、波蘭《Rzezpospolita》等。發展至今已25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不僅被視為目前最為「經典」（classic）的大學排名，也是現今被公認最具有影響力的單一國大學排名。其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採用排名指標，如學生素質、教師品質、財務資源、校友表現等指標，排名步驟及統計方式對各國大學排名系統之發展影響深遠。

Alex Asher在其所發表的論文「排名2.0版─大學排名的未來」（Rankings 2.0-The future of university rankings）一文中，就歸納出90年代這些所謂「經典」（classic）大學排名一些共同的特色，如指標的採用主要為大學部學生所關心的項目、排名範圍只屬單一國、排名的對象也以大學為主。其次，在排名的步驟與方法上，每項指標皆被指定一項權重，最後轉換並加總成績，成績最高者排名第一。主要的資料來源為大學本身、政府或是聲譽調查等三方面。而此一時期之大學排名機構，大部分為媒體，也因如此，資料的信度較受一般社會大眾質疑，排名結果對大學衝擊也相對較小。

現今全球大學排名問題

進入21世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時代，國際間大學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也開始大學排名的國際化發展。許多大學不再以國內的高學術聲譽與卓越排名為滿足，也想要在全球大學排名競賽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大學希望藉由大學排名的優異表現，吸引更好的國際學生就讀。更重要的是，大學也期待能藉由其學術地位的被全球肯定，獲取更多財務資源，以邀請到更知名的國際學者任教，這些皆是現今全球大學排名建立合法性基礎的來源。

目前最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四大全球排名分別為：1.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2.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所公布的「世界大學評比」（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3.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The 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網路計量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之網路實驗室（Laboratorio de Internet）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評比（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4.臺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布的「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Performance Ranking of Scientific Papers for World Universities）。

不論是各國或是全球大學排名，仍有許多待克服的問題。但因跨國性比較資料的缺乏，使得全球大學排名所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如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雖採用世界公認的學術績效表現與成就作為指標，但卻被批評過於重視研究產出，忽略教學的面向，使得英語系國家占有很大的排名優勢。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所公布「世界大學評比」則有跨國性指標定義不一致的問題。

綜括言之，目前各國與全球大學排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四：1.指標選取過於單一同質，皆以所謂「世界一流」（world-classness）計量的研究指標為主；2.權重分配過於獨斷，通常是由排名者的主觀看法決定；3.資料來源信度令人質疑，尤其是聲譽調查難免摻雜受訪者的個人意見；4.結果的呈現太過簡單化，而造成使用者誤解名次的差異即代表大學教育品質優劣的差距。

基於以上種種問題，Alex Usher鼓勵更多新的大學排名被發展出來，以解決目前大學排名所產生的偏差性，尤其以指標品質改善方面。此一部分，他就建議學生的意見必須被認真的考量進來，讓大學排名能反映出學生對大學實際表現的想法、期待及自我參與的經驗，如德國CHE的University Ranking、加拿大The Globe and Mail的Navigator等。此外，為除去權重分配過於獨斷的因素，可採用去權重之分群的排名方式呈現，如西班牙的Excelencia，義大利的La Repubblica等。

大學排名未來趨勢

雖然大學排名的存在已受到一般社會大眾的肯定，但也引起不少的反彈與疑慮，尤其是被排名的大學本身。然而，愈來愈多的排名機構，已努力地將大學排名導向更為健康的方向發展。綜合此次國際研討會的討論結果，未來大學排名的發展趨勢可歸納為三大方向：

一、互動性排名系統的發展（Interactive approach）

目前傳統大學排名皆受限於過於獨斷的排名方式，而無法解決現今所面臨的困境。未來大學排名將會朝向以「使用者為導向之互動性系統建構」發展。

與過去相較，在資訊科技的輔助之下，未來大學排名將會朝更個人化的發展，提供「以使用者為中心」之互動式精緻化服務，德國CHE已發展十年的University Ranking即是此一類型的最佳代表。Gero Federkeil 在其論文「高等教育機構排名：歐洲觀點」（Rank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A European perspective）中分析，德國CHE University Ranking 以取代排行榜的方式，完全由使用者決定要評比的科系、指標。排名結果也以資訊的提供為主，而非激烈的名次呈現。

二、以領域或科系為排名對象（Subunit of institutions）

綜合性的大學排名，往往難以看出大學真正的發展優勢，也較無法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未來不論是全球或是各國大學排名，皆會逐漸朝向以領域或科系為排名對象的方向發展。如上海交通大學、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之全球領域排名、德國CHE、義大利的La Repubblica等。

三、排名機構的多元化（Beyond Media）

進入21世紀全球競爭的時代，大學須對政府與社會大眾負起績效責任的壓力劇增。雖然大學排名已被視為外部有效管控高等教育品質的機制之一，但大學排名建構是花費相當高的一項工作，需要有長期穩定資助經費的贊助者。相較於20世紀前主要由媒體發表，未來將會有更多不同的機構加入大學排名發展的行列，特別是政府機構。如2003年之後，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機構已直接在該國扮演排名者的角色，如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及哈薩克等國。

國內大學對大學排名的反思

90年代之前，大學排名並沒有在國內引起太多注意。但隨著國內高等教育機構數量的急速擴張，媒體雜誌開始進行大學排名以提供學生相關大學的資訊。然而，其真正引起國內對大學排名的關注是上海交通大學2003年所發表第一次全球大學排名。自此，國內高等教育內外部的成員如大學、政府、企業、學生及社會大眾等，皆開始積極想要了解相關大學排名的內容與其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對高等教育的衝擊。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統計資料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Morse在其專題演講「《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之『美國最佳大學排名』：其方法與影響，及對臺灣各大學排名的啟示」（U.S. News & World Report’s
America’s Best College Rankings: Why are they done? What methodology is used?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in the U.S. and the World? What are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ranking experience for Taiwan Universities and Taiwan college rankings?）一文中，就提出相當多需由臺灣各大學省思的問題。如國內大學應該開始建構可比較之標準化的排名指標嗎？國內大學應該改變政策以增進排名的表現嗎？如果國內大學真的改變政策以增進排名的表現，那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國內大學應該非常慎重的來看待排名結果嗎？

其實，Robert Morse並沒有給大家任何肯定的答案。但由Alex Usher對大學與所有使用者的提醒，應該已為大家指出一個方向，「每一項大學排名只能告訴你一種訊息，換句話說，每一項大學排名結果其實只代表著大學的某一個面向，而非全部」。

現今，全球大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最嚴峻競爭及考驗，但無論如何，大學對大學排名態度的改變是必要的。而如何藉由排名的相關資訊，了解自己的優勢，以增強自己生存立基，正考驗國內外所有大學領導者的智慧。就如W. Edwards Deming 所說的﹕「改變是義務，但並非所有的人都可因改變而生存下來，因此，請做出有智慧的抉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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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 / 第12期: 大學排名問題的解藥－柏林原則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 Sat, 01 Mar 2008 08:00:00 GMT

20世紀末，各國大學數目激增，引領全球高等教育邁入大眾化時代。在社會大眾想了解哪些大學是最好的，及政府機構也想讓教育經費補助分配有所依據的兩大因素之下，提供許多高等教育量化訊息的大學排名或排行榜，逐漸獲得社會認同的合法性，並找到其存在的正當理由。

然而，大學排名所產生的問題，卻隨著它所受到關注的提升，與日俱增。對於21世紀激烈競爭的全球高等教育學術體系來說，已承認大學排名存在的必要性，但如何確保其能提供正確且合理評量資訊，並評比正確的事務，卻是大學本身最關心，但卻也最憂慮的。

大學排名的相關問題

自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發表全美第一次全國性的大學排名至今，引發各界的批評就如排山倒海而來。雖然愈來愈多更精進的科學研究方法被發展出來，但有些無法解決的問題仍然存在，而這些問題也因排名的國際化發展而有持續擴大的現象。

Philip Altbach就相當關心近年來大學排名的發展，他指出：「大學排名所產生的問題已不是理念原則性的，而是該如何運作它」。他在「排名的困境」（Dilemmas of Ranking）一文中指出，目前所有的大學評比最大的困境，其實是如何確實地評量出大學的品質。如許多大學排名所採用的聲譽調查，藉由受訪者的主觀意見了解大學學術表現，就有如「人氣競賽」（popularity contests）一般，令人質疑其信度。

其次，不同大學有其特有的教育任務與使命，採用同一套評量「頂尖大學」模式去排名所有大學是否合理。但最令人擔心的是，教學品質的評比常常在大學排名中被忽略，而此一問題在跨國性大學評比中愈顯嚴重。Simons Marginson & Marijk vander Wende就指出，由於大學國際評比研究方法的限制，不僅扭曲高等教育機構發展，也使排名成為一種簡單的「結果論」。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評量內容的指標過於窄化，難以顧及大學不同的教育目標，而使得「全球大學評比反而會降低大學在策略、課程、教育與研究創新的能力」。

大陸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計畫主持人劉念才也承認許多學者所提出的批判意見，如「質—量」及「教學—研究」指標的不均衡性、研究產出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間的差異性、英語系國家大學的排名優勢等，都是目前現階段國際評比無法解決的問題。

綜合上述，Van Rann歸納出以下幾項大學排名的核心問題：1.大學的主要學術任務為何，教學、研究或兩者皆是？2.在國際化背景中，如何衡量大學的表現？3.以一種相對簡單又可信賴的指標去衡量全世界所有大學的表現是否可能？4.採用量化方式來評量是否可行？5.如果可以，排名名次的差距代表何種統計的意義？　

何謂柏林原則？

早在80年代，一些美國學者就開始進行多項大學評比分析研究，比較之間優劣，以了解學術排名發展的困境，並勾劃出理想大學排名的輪廓。如1986年，David S. Webster已具體地提出理想大學學術品質排名的7項必要條件。

首先，大學排名指標必須是多元，不可只評量單一的面向；二、多元評比指標須將大學教師、學生與校友三方面的成就表現納入，而非只有某一群體；三、評比必須考量大學的規模，也就是須採用學術表現的平均值，而非總值。學校規模大小不同，整體總量的表現差異是相當大的；四、評比不應只排列系所或大學的名次，應比較系所或大學之間的差距；五、除了系所、領域或大學排名，也應評比學生更為關心的專業學科品質表現；六、排名也須考量系所的學術貢獻度與可提供的資源，如發表論文數或發行期刊數等；七、排名必須以評比學生學習成果為最主要的目標，雖然這是相當困難的部分。

至21世紀初，愈來愈多學術、政府與媒體進行大學排名研究，優劣也參差不齊，但排名結果卻影響全球。因此，建立一個全球監督機制來規範各國大學排名團體的品質即成為相當急迫的工作。

2006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UNESCO-CEPES）、美國華盛頓高等教育政策中心（IHEP）、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CHE）與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國際排名專家團體協會」（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簡稱IREG）在柏林召開的第二次會議，公布了「高等教育機構排名的柏林原則」（the Berlin Principle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共包含四大類16項原則，即是期待不論是全球、區域或是各國排名的發展或公布，皆能以其作為重要的參考架構，以真正增進排名的品質。

美國高等教育政策中心董事長Jamie P. Merisotis就清楚指出，「柏林原則是增進目前這些排名之品質與績效相當重要的一步」。以下為「柏林原則」的內容；

排名目的

1. 為眾多評估高等教育投入、過程與產出品質的方式之一：排名可以提供比較的資訊與增進高等教育的了解，但不能是唯一一種能用來評量高等教育應是什麼與應做什麼的方式。排名可以提供一種市場觀點，來輔助社會大眾了解大學治理、認可單位與獨立評鑑團體的工作。

2. 清楚了解排名目的與對象：排名必須根據其目標而設計。因此，指標的設計必須符合其特別目標，並依據其排名目的，清楚告知某些大學非其排名對象。

3. 認清大學的多元性，並將其不同的使命與目標納入排名的考量：研究取向的大學，在品質評量是不同於開放性入學的社區型大學。因此，須充分諮詢被評量大學與了解評量過程專家學者的意見。

4. 清楚提供排名資料的範圍與獲得資料的方式：排名結果的相關性維繫著讀者能否接收到正確資訊與了解這些資料的來源為何（如資料庫、學生、教授與僱主）的關鍵。最好作法是能將這些不同觀點與來源的資料充分整合，以能夠真正將每一所被排名大學的完整面貌做呈現。

5. 清楚列出被評量高等教育系統的語言、文化、經濟與歷史的結構與內容：國際排名特別需了解會產生的可能偏見，因此須精確清楚其排名的目標。此外，並非所有國家或高等教育體制有共同的價值與對高等教育品質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排名不該被迫用來比較各國之不同高等教育機構。

指標設計與權重

6. 排名方法必須是透明的：排名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必須是清楚，不模糊的。包含指標成績的計算與資料的來源都必須是透明的。

7. 必須根據關聯性與效度來選擇指標：指標選擇必須以每個指標是否可以測量品質、學術及大學的能力為主要考量，而非只考量是否可以獲取該指標的資料。因此，需要非常清楚為何要採用該指標，且他們到底代表些什麼。

8. 儘量可能選擇以「產出」性而非「投入」性的指標來評量大學整體表現：「投入」性的指標可以反映出一所學校的一般情況，而且也較容易取得；「產出」指標則更能提供一所學校或系所品質表現的評量；但排名者應確認兩者的平衡性。

9. 根據不同指標分配權重，每次不要做太大的變化：權重的改變會使得消費者很難檢視一所學校或系所排名的變動是因為已存在的差異或是方法的改變。

資料的蒐集與處理

10. 重視這些排名原則所列出之研究倫理標準與所建議的好作法：為了確保每項排名的信度，負責資料蒐集與實地訪視的評量者須儘可能客觀、公正。

11. 儘可能使用可驗證的資料：採用可驗證資料有許多的好處，其中包含這些資料應該已被學校所使用，也可以容易地做跨校的比較。

12. 指標必須是以適當步驟所蒐集到的科學性資料：資料蒐集若來自無代表性且有偏見之學生、教師或其他團體，是無法確實地呈現一所學校或系所的表現，因此，此類的資料應該被排除。

13. 將品質保證的方法運用在排名的過程之中：這些專業的作法與過程應該被運用來評量學校，也可被用來評量排名本身。排名仍只是一個發展中的系統，須持續運用專家意見來改善研究方法。

14. 運用組織運作方式來增進排名的信度：這些方式包含成立諮詢機構或監督團體，而這些最好能有國際參與。

排名結果的呈現

15. 提供消費者能清楚的了解排名發展的所有因素，與提供他們一個可以選擇排名如何呈現的機會：此一方式，可以使得排名使用者對於被採用來排名學校或系所的指標，有更清楚的了解。此外，他們自己也必須有機會去決定這些指標應如何被分配權重。

16. 排除或降低原始資料的錯誤，但若有錯誤，其研究的組織架構與公布的方式應能方便資料的更新，且學校與大眾必須被告知資料有誤之處。　

柏林原則解決問題了嗎？

其實不論是80年代Webster的7項要點或是21世紀的柏林原則，皆是憂心排名者、被排名者及使用者三者無法真正將大學排名的價值正常化。然而，柏林原則欲達成的兩項目的「規範所有排名者的行為」與「檢驗排名的品質」是否真的可以達成？或是過於理想，而使得包括目前及未來的大學排名，都很難發展出一套可以符合其標準的排名系統？

一些學者就檢視柏林原則的實用性並提出其看法。Marginson在「全球大學比較：第二階段」（Global university comparison : the second stage）一文中指出，柏林原則有些部分不合理也不務實，如第5項強調各國高等教育體系的特質、不同大學使命宗旨須適當被考量在排名之中，雖然相當重要，但卻不實際；而第7項、11項及12項強調排名資料的效度與相關性，與排名方法的科學性其實都是無庸置疑的，似乎多此一舉。

其次，Marginson也不同意第8項中提出排名應採用教育「產出」指標勝於「投入」指標，特別在大學基礎研究方面，研究經費與人力投入的努力經常遠超過論文與專利數的整體產出，若過於著重產出，恐會扭曲大學對基礎研究的態度。

此外，上海交通大學劉念才所長與程瑩教授在運用柏林原則檢驗8項全球與各國大學排名之後，也歸納出三點評論。首先，大部分的大學排名，不論是屬於全球或是各國，在提醒排名使用者正確地使用排名指標方面，如讓使用者認清排名本質（第1項）、對象（第2項）及限制（第13及14項）等，是最被肯定的。

其次，在資料透明度方面，如指標定義、來源及權重分配等方面，也是大部分排名系統較能達到的。但分析中也發現，最難達成的為，採用多元化的指標與考量高等教育系統之語言、文化、經濟與歷史的結構與內容等因素以作為排名的依據。此一問題不僅在全球排名中愈顯嚴重，也是目前三大全球大學排名者承認現在研究技術難以克服之處。

這也呼應了Merisotis所擔心之處，「柏林原則最棘手的問題不僅是如何將排名系統的語言、研究或公布可以維繫在一個全球的基礎之上進行，完全不同的大學評比系統如何在有一致性的柏林原則之下被評量，也是另一項考驗」。但換句話說，若全球大學排名因考量文化、語言與歷史因素，而以不同教育指標來評比不同的教育系統，似乎又失去國際評比的基礎與意義了。

柏林原則是排名的絆腳石
或增進排名品質的指南？

21世紀高等教育進入了全球化的發展時代，大學彼此競爭的關係也由國內擴展至國際。認知大學排名發展的現況與原因，可使大學掌握瞬息萬變高教體系中大學評比的趨勢與發展方向的重要性，以作為政策制定的參考。現今各種不同大學排名紛紛被公布，但並非所有排名皆有清楚的研究目的、對象及嚴謹方法，這也造成品質的良莠不齊。因此，柏林原則的公布除了引起排名者的關注，也使得高等教育的其他成員對不同大學排名品質有一評量的依據。

以柏林原則來分析目前全球大學排名發展，可以了解到，不同類型大學排名的目標、功能及內容其實差異甚大，若以柏林原則來統一規範，雖可以適度地確認該排名系統的品質，但無法解決目前各項排名系統所面臨如何適度在排名中展現出每所大學獨特性與多元性之問題，這對全球大學排名系統的發展尤其嚴重。

因此，柏林原則是否應針對區域、各國高等教育系統及系統中不同成員，以分類的概念為基礎，修正出更可以符合現狀的排名發展原則，是排名者與被排名者皆需積極思考的。因此，期盼未來修正後的柏林原則，不是一個阻礙或否定大學排名健康發展的絆腳石，而是一個能正確引導使用者與激發排名者更多想法的有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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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 / 第11期: 大學學術評比發展與上海全球排名會議反思─如何建構世界一流大學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 Fri, 04 Jan 2008 06:00:00 GMT

20世紀末，各國大學數量激增，促使全球高等教育正式邁入市場化的新時代。而在高等教育激烈競爭中，大學排名似乎是被現今許多高教體系運用來監督大學教育品質的一種重要方式。

各國大學排名的歷史發展最早源自於19世紀初歐洲學者開始統計各大學優秀學生的數目，若擁有愈多優秀學生大學則代表學校品質愈高。但真正將各大學依好壞高低來排序，則始自於1870年美國「全國教育委員會」每年所公布之各大學相關統計資料。

大學排名的興起

隨著愈來愈多的資料被公布，將各大學排序性列出的大學排名也因而慢慢形成。然而第一份正式被認為大學排名是1910年由美國心理學者James McKeen Cattell所公布的「美國科學學者」（American Men of Science）。Cattell是依據科學家獲得學位與任教之大學為主要排名指標。雖然Cattell只公布至1993年，但卻影響日後各項大學排名研究方法發展甚鉅。

80年代之前，美國已有相當多樣的大學排名，如1925年Raymond M. Hughes的「美國研究所聲譽研究」、1946年Chesly Manly的全美「最好10所大學、男女合校學院、男子學院、女子學院、法學院及工學院」、1966年Allan M. Cartter的「研究所品質評比」、1970年Kenneth D. Roose 與Charels J. Anderson所延續Cartter的「研究所品質評比」等。

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公布第一份全美最完整大學排行榜，影響日後所有大學排名發展的方向甚鉅。1987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繼續公布「美國最佳研究所排名」。為了使大學排名更有效度，「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依據「卡內基高等教育學府分類標準」，先將所有被排名大學以辦學目的不同加以分類，但這也間接造成大學分類與排名兩者被混淆與誤用的情況。

1992年，美國紐約知名雜誌Princeton Review出版一本有別於「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大學指南，介紹美國357所大學概況。90年代初，美國佛羅里達中心（TheCenter）開始關注美國主要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表現，自2000年起，每年公布「全美頂尖研究大學」報告。

90年代初，各國開始跟進美國的作法。1991年，加拿大Maclean’s雜誌首先追隨美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腳步，也採用先分類後排名的模式，公布加拿大第一次全國公立大學排名。與美加相較，德國大學排名直至90年代末才開始發展，由教育智庫「德國高教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進行非排序式的學門排名。緊接著瑞士、荷蘭、澳洲等國也開始參考各國的評比系統，發展區域性或本土性的評比模式。

受到各國大學排名研究發展的影響，90年代初，臺灣一些媒體機構，如「遠見雜誌」、「天下雜誌」、「中時晚報」、「1111人力銀行」等也開始進行國內大學聲譽排名研究，但因研究方法嚴謹度的問題，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21世紀大學排名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已來臨，這也迫使臺灣高等教育機構不得不加入各項學術評比的競爭，並開始正視如何發展出自己的評比系統。

大學排名國際化

進入了21世紀，大學排名出現國際化的趨勢，開始發展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大學排名。2002年，瑞士國家「科學與科技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期刊研究論文數目與影響力作為評比683所大學指標，並公布第一份最重要的國際評比排名「研究型大學排行榜」（Champions League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但真正將全球主要研究型大學納入評比的為大陸上海交通大學在2003年6月所公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其主要採用國際認可之學術成果與學術表現作為主要評比指標，對世界1,000所大學進行排名，此舉不僅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中所採用的評比指標更成為各國政府追求學術卓越，造就世界一流大學的依據。

僅接著2004年10月，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也公布全球前200名世界大學排名，同年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the 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網路計量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INDOC-CSIC）之網路實驗室（Laboratorio de Internet）也針對世界大學的網路學術表現進行「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發展至今，各具有特色的世界三大全球大學排名鼎足而立，也是目前最為全世界所關注的高等教育學術表現評比系統。但基於全球大學排名只展現出大學整體籠統的面貌，無法看出各大學領域發展的特色，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與上海交通大學又分別於2006年、2007年公布全球五大學術領域排名。

大學排名類型

目前全球大學排名的種類相當多樣化。以排名的性質分，可分為四大類：1.綜合大學排名（college ranking）；2.大學學門排名（program ranking）；3.大學學科排名（subject ranking）；4.大學指南（guide book）。前三項屬學術聲譽評比，第四類則是大學資訊提供。

若以排名對象分，可分為三大類：1.單一國排名，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區域性排名，如Asia Week的「亞洲最佳大學排名」，荷蘭Leiden University「歐洲大學研究表現評比」；3.國際評比，如「上海交通大學」與「英國泰晤士報增刊」。但全球評比為了公平性，需考量選擇一些有跨國共識性的量化指標，是故性質較為單一，也只能反映出大學某一面向。以發展時間來分，學科排名早於綜合排名；各國排名也比全球評比有較長的歷史。

2007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學
全球大學排名會議的共識

不論大學排名系統所採用指標、方式、目的為何，社會大眾對於上榜大學等於品質卓越有相當一致的共識，這也引起學術界的強烈關切及反彈，深怕不利自己的排名會導致高等教育相關成員負面的評價，而阻礙其未來發展。

為了能使大學排名者、排名研究者及大學本身有一良好的溝通平台，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UNESCO-CEPES）和美國高等教育政策中心（IHEP）等單位聯合發起組織大學排名的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會中強調，「高等教育機構的排名或排行榜是一個全球現象。這些排名或排行榜提供許多功能，如提供消費者高等教育機構之表現較易被懂的資訊，激勵所有大學間的相互競爭，作為經費分配的一種機制，鼓勵大學、系所發展特色等」。

但為了能更進一步加強大學排名研究，探討有關大學排名本身的品質與評比方法，UNESCO-CEPES與IHEP邀請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與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機構共同參與，並於2004年，在美國華盛頓成立了「國際排名專家團體協會」（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簡稱IREG），並召開了第一屆IREG國際會議。參加的人員包含排名者、大學機構及高等教育學者等約20人。

為了讓快速發展之五花八門的各國與全球大學評比，能在排名研究與發布上有可以依據的理論架構，以確保評比的品質與運用，2006年IREG在柏林召開的第二次會議公布了「高等教育機構排名柏林原則」（the Berlin Principle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itutions）。排名者可依據「柏林原則」所列出相關項目，進行自我檢驗：1.目的，2.排名對象，3.指標權重分配，4.資料蒐集管道，5.資料信度與效度，6.公開呈現方式等。排名評論者或各大學也可藉此了解各項評比的品質，並以此作為改進的參考，而不會迷失在評比遊戲之中。

2007年10月IREG繼續在上海召開第三次會議，所參與的全球學者超過百人，分四大主題－大學排名近期發展、大學排名研究、其他類型大學評比及大學排名運用與影響。兩天討論相當熱烈，發表論文約20多篇，最後並決議2008年將推動一個跨國性的「學術排名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Academic Ranking, ICAR），持續關注全球大學排名的發展，並作為各國排名研究資源整合的平台。

會中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中國、俄羅斯、羅馬尼亞、澳洲、臺灣、哈薩斯坦、西班牙等20幾個國家的大學排名者不僅報告其排名發展、所面臨問題與無法突破的限制，也不斷提出反思，並嘗試找尋解決方式。

美國高等教育政策中心董事長Jamie P. Merisotis指出：「高等教育機構評比的全球現象是過去幾十年來最令人感興趣的高等教育發展之一，雖然它也時常帶來爭議，但排名已是目前塑造高等教育應是什麼或應做些什麼的最主要部分之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美最佳大學」計畫主持人Robert Morse就為上海全球排名會議下了四點結論：

1.排名已是成為一種必要的存在；2.排名現在已是全球的現象；3.排名將會持續以國家或區域為基礎的方式進行；4.排名已經在21世紀確定其在高等教育應有位置－作為消費者、評量、績效、同儕評比所使用的一種工具，當然它也會被當做一項作為各校之間教育表現比較與目標訂定的公開標竿。

大學排名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建構

全球大學的國際評比帶領各國高等教育朝更國際化的方向發展，這不僅使得大學之間的競賽進入全球化的階段，也使得各國政府彼此的競爭，進入前所未有白熱化狀態。為了使自己國家能有多一點大學擠進全球大學的排名，如何「建構世界一流大學」成為現今各國政府在發展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環。尤其對於將擁有「世界一流大學」作為國力提升展現的許多開發中國家來說，其所採用的主要策略，即是將各項國際評比中名列前茅的大學，作為其模仿與合作的對象。由2007年三大世界大學排名的前10名皆為美、英兩國來看，不難理解為何這是現今大部分大學所採用的最直接策略。

此外，有兩項方式也是各國經常運用提升排名的策略：1.整併高等教育機構；2.設立新的大學。前者雖然花費不多，但會引發內部反彈與認同的問題；後者則雖無管理矛盾的問題，但建立一所全新大學的花費相當高，而且在短時間難獲得學生與社會的認同。

美國學者Philip Altbach在第二屆上海「世界一流大學」研討會中，所發表「知識帝國：發展中國家建構世界一流研究大學的挑戰」的演講中，就提出一個令人相當關切的問題，「是否每個發展中國家都需要至少一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而答案是肯定的。但他也明白點出各國政府在這波國際評比的趨勢之下，所顯示出的焦慮與矛盾：「各國都想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但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更沒有人知道應如何達成」。

這也使得發展中國家在追求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時，往往將會比已開發國家面臨更多挑戰與衝突，如學術自治、世界級教授的聘任、基礎研究與產業發展的均衡、財務資源的穩定度，以及來自各國的國際競爭壓力。

事實上，大學本身皆了解到在建構世界一流大學時，不應流於過度短視的操作，須真正評估本身的實力，長期經營，就如世界銀行高等教育整合領導人Jamil Salmil所指出的，並無「速成的」世界一流大學，而唯有在擁有優秀人才（教授與學生）、充裕資源（豐富學習環境與進行頂尖研究）及良好治理模式（鼓勵策略願景、創新及彈性，使大學能學術自主與運用資源，而不受到官僚體制的制肘）三項的基礎之下，才能在未來有建構出世界一流大學的可能。

排名應朝多元化發展

現今已有許多學者呼籲大學排名者，認真思考多元化「世界一流大學排名」的分類與型態，以引導全球各國大學能更健康的發展，如世界一流文理學院、世界一流社區大學排名等，而非只是現今全球大學排名所展現出來的同質且單一類型的「世界一流大學」。

Philip Altbach就對各國提出他對建構一所研究型大學的衷心的建議：「對於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錙銖必較其國家之大學全球排名的高低，也不是承諾給予大學多少資源的投入，而是如何尊重各大學，鼓勵建構具有本身文化的學術社群，留住最好的學者並培養自己的學術人才，如此才能永續高等教育的發展」。因此，務實的了解「世界一流大學」的特質，不要過於窄化「世界一流大學」的內涵，是現今各國在全球大學排名的競爭壓力之下，最需深思的問題。

表一 2007年全球三大世界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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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 / 第10期: 大學排名的另類思考─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 Thu, 01 Nov 2007 06:00:00 GMT

網路科技改變了全球社會運作模式，不僅是在經濟、政冶或文化層面，對教育的衝擊更是全方位，包含課程、教學、行政與研究等面向。而對於大學學術研究與交流的增進，網路更扮演著資訊蒐尋的最重要工具，這也使得許多大學希望能藉由網路的傳播展現其學術表現與研究成果，進而增加其能見度與發揮影響力。

因此，網路科技在二十一世紀大學排名研究的影響也逐漸地發酵之中，由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INDOC-CSIC）之網路實驗室（Laboratorio de Internet）所發表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即欲突破傳統大學排名指標的限制，嘗試將目前大學的網路學術表現做一全球性的評比。

為發展中國家大學
提供全球資訊平台

但相較以往的大學排名大都是以大學學術研究產量為主要評量指標，2004年，附屬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the 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網路計量研究中心之網路實驗室，針對世界大學的網路學術表現進行「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研究，並每半年分別於1月及7月更新一次排行榜。主要目的為使「全球的大學與研究中心能展現其對電子期刊、科學研究成果與研究活動之國際化的學術責任」。

與其他強調世界級大學排名相較，「其目的為包含發展中國家大學，提供一個全球所有大學之各項的資訊報導」。計畫主持人Isidro F. Aguillo即清楚表示：「學術網路是一種專業的全球資源，也是一項彼此溝通科學與文化成果的重要工具」。因此，「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最主要是讓大學了解到，研究成果與資源的分享，是二十一世紀每一所大學最重要的學術責任之一，藉由網際網路的傳播功能，不僅可增加學術的競合，也可縮短發展中國家與已發展國家大學學術間的差距，這也是其與其他全球大學排名差異性最大之處。

自90年代中期，「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所支持的兩個計畫「歐洲指標、網路與科學科技經濟系統」（European Indicators, Cyberspace and the Science-Technology-Economy System, EICSTES）與「科學、科技與創新研究網路指標」（Web Indicator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Innovation Research, WISER），已開始大學網路排名指標的相關研究，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就利用兩個計畫所建立全球大學的資料庫及 Google, Google scholar, Yahoo, Live Search, Exalead 與 Alexa 等網路蒐尋器進行網路大學排名。

所有評比對象為大學本身，評比內容相當多元，並非只有期刊論文，包含大學在網頁所呈現各種形式的教學、研究及行政等的資料，如多媒體教學、工作坊、行政報告、研討會幻燈片、研究報告等（表一）。

表一大學網頁呈現各種形式之資料

兩大類四分項評比指標
分析上萬所大學網域

整體來說，評比的指標包含規模（size）與能見度（visibility）兩大類，其中規模又細分為網頁數目（volume of pages）、學術檔案（number of rich files）及學術論文（number of papers）三項分項指標。排名方式為將每種搜尋器所搜尋出的結果標準化，並轉換為最高數值1，依序遞減，最後加總並排名。分項指標權重分配為50％能見度、25％規模、12.5％學術出版及12.5％文章數目與其被引用數，以下為各分項指標的內容與定義（表二）﹕

1.規模（size）：統計四大網站搜尋器Google, Yahoo, Live Search 與 Exalead 所搜尋各大學網頁的頁數。

2.能見度（visibility）：統計三大網站搜尋器Yahoo, Live Search 與 Exalead之各大學網頁對內外被連結數、次網域數目及被瀏覽數目。

3.學術檔案（rich files）：以Google搜尋引擎搜尋不同的檔案類型，包含Adobe Acrobat（pdf）, Adobe PostScript（ps）, Microsoft Word（doc）與Microsoft Powerpoint（ppt）等形式檔案之學術出版品數目，計算其總數量。

4.學術論文（scholar）：由Google Scholar網站所搜尋到之學術文章、報告與相關其他學術研究等之數目。

目前「網路計量研究中心」共分析全球13,043所大學的網域（university domains）和3,430所相關研究機構的網域(institutional domain），包含34億份資料，其中學術文章約1千萬份，學術檔案4千萬份。

表二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指標與權重

排名結果分析
資料數位化成關鍵

2007年7月的排名結果，前10名全為美國大學，第一所非美國大學為英國劍橋大學排名21，另一所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排名28名（見表三）。以區域分，前100名的大學仍是以北美洲為多，其次為歐洲，亞洲只有兩所，其中一所為國內的國立臺灣大學。以國家分，美國為最多、加拿大次之。前500名大學數目，歐洲超越了美洲，但美國數量仍是最多的（見表四）。

表三 2007年7月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前10大學

表四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同區域與國家排名在前100、200、500及1000名之數目

在臺灣部分，臺灣大學首次在全球大學排名進入前100名，亞洲排名第2，僅次於日本東京大學。整體來看，臺灣有88所大學進入前1000名，其中排名前500名的有16所。與2007年1月相較，我國排名前10名的大學皆進步相當大，有多所大學進步在100名以上（見表五）。

其次，由前100名、200名、500名及1000名大學所上傳之五種檔案的型式數目中得知，以PDF檔為最多，DOC檔次之，而且也有相當多的學術資料是由Google Scholar蒐尋而來。這顯示出，國內大學未來若欲提升其網路學術排名名次，將學校所有相關學術或行政資訊轉化為PDF檔或其他型式的數位化資料，是一項需立即進行的工作（見表六）。

表五 2007年世界網路4000大學排名前10名的國內大學及各分項指標名次

表六前100名、200名、500名及1000名大學之五種檔案的型式數目

另一方面，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也針對全球研究機構進行排名，前10名研究機構，美國占了7所，前100名中也以美國43所為最多，但低於大學數目；名列第2的法國有16所之多，相對的是，並無一所法國大學排名前100名，這也顯示出各國在進行教育機構與研究機構資訊化的過程中，資源分配的差異性。其次，我國有一所名列前100名，為名列全球第16名的中央研究院（表七）。

表七 2007年7月世界網路4000大學排名前10名之研究機構及各分項指標名次

由「柏林原則」檢視網路大學排名困境與問題

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UNESCO-CEPES）和美國華盛頓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IHEP）等單位，發起組織大學排名的第一次國際研討會。為了進一步加強大學排名研究，探討有關大學排名本身的品質標準與評價方法，在UNESCO-CEPES、IHEP、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CHE）、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機構的參與之下，2004年在美國華盛頓成立了「國際排名專家團體協會」（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簡稱IREG），並召開了第一屆IREG國際會議。IREG的成員包括排名機構代表、政策研究人員和高等教育學者等。

根據「國際排名專家團體協會」2006年所公布的「高等教育機構排名的柏林原則」（Berlin Principles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大學排名研究除了須確立目的、對象、指標權重等之外，資料蒐集與正確性是所有大學排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也是「世界網路大學排名」計畫主持人Isidro F. Aguillo承認其所面臨最為困難之處。

由於網頁資訊是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唯一的評比重點，但因現今全球大學網域仍有名稱尚未統一、共用或是合併的問題，這使得統計各大學網域網頁數時，難以判斷。目前全球仍有5%-10%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在網路上查不到或沒有自己的網域，但也有很多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有多個不同的網域。

其次，也因為語言的因素，導致不同機構擁有相同的網域，如某些法國的大學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有相同英語網域名稱。因此，Michel Zitt與Ghislaine Filliatreau在評論現今全球大學排名時就很清楚的指出，如何確認資料蒐尋的途徑，是未來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面臨最大的問題。

而在內容方面，「網路計量研究中心」也牽涉資料取得限制與偏頗、各大學之資訊透明性仍不高，也有一些相關產學合作研究報告牽涉商業機密，是否可以公開至網站等問題。但無論資料的豐富性如何，最為大家所質疑的仍是內容的品質。

大學網站各種學術或非學術的資料相當多元，也五花八門，但也很難有一標準來檢核內容的信度與深度。其次，許多大學網頁的主要語言仍是用當地語言，這也使得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之原本可以與全球學術社群資源分享的目的不易被達成。

三大全球大學排名比較

與目前全球兩大最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學排名─大陸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與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相較，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在屬性、目的、排名對象、採用指標等皆與其不同，而其對高等教育影響的層面自然也有差異。

整體分析，三項排名在機構屬性、目的是較不同的。「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研究中心」屬於政府機構，著重學術分享；「英國泰晤士報增刊」屬媒體，「上海交通大學」是高等教育學術機構，後兩者皆強調學術品質競賽。但三者在歷史發展、方式、指標數目、公布方式，甚至在名次的分布上則較為一致（表八與表九）。

表八「上海交通大學」、「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研究中心」與「英國泰晤士報增刊」三大大學排名特性分析

表九各國之全球三大世界大學排名前200名大學數目

綜合來看，指標內容仍是為三大排名差異性最大之處，「西班牙網路計量研究中心」完全以網路學術表現為主，「上海交通大學」則強調學術研究成果產出，「英國泰晤士報增刊」則著重研究、教學與國際化三個面向（見表八）。Joao E. Steiner在其「世界大學排名─主成分分析」（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一文中，分析三大排名的13指標面向發現，48％的指標屬於學術成果，14％為國際化，8％為師生比，但其三者的相關性相當低。包含「國際化」與「師生比」兩項分類指標之「英國泰晤士報增刊」大學排名，與一所大學整體學術表現的相關性最低，其次為評量學術網路表現的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網路在未來大學排名發展的角色

作為網路排名的先驅，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已逐漸引起學術界的注意與討論，但其未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所採用排名指標的定義與內涵能否評價大學真正學術品質，至今尚未達到學術界一致的共識。

「科學、科技與創新研究網路指標」計畫主持人Andrea Scharnhorst，在其2006年發表「網路指標─科技指標的新發展」（Wed indictors–a new generation of S&T indictors）一文就指出，「任何測量指標都是建立在科學研究的模式之上。而網路指標發展須建立在如何建構出一種評量學術界在網路各項學術活動的目的與功能模式。但目前為止，對於這種模式應該為何，尚未有一共識」。

雖然如此，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所強調的網路學術責任仍是每一所大學所不能忽視的。因此，大學若想在大學網路排名中有最佳的表現，除了統一學校的網域是少數大學的當務之急外，Aguillo也建議不斷充實網頁內容，以PDF或DOC檔案模式上傳資料或文件，定期資料的更新及保存、增加校內外網路連結、各項資料的英語版本建立等，都是現今各大學可以進行的。

在大學排名的未來發展中，大學網路學術表現會扮演何種角色呢？U.S News & World Report 美國最佳大學排名之計畫主持人Robert Morse就認為，大陸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與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所做的「世界大學排名」是目前大學排名的主流，但也贊同大學網路學術表現必定會是二十一世紀大學排名必要考量的因素，但未來會如何發展卻是有待觀察的：

「未來一段很長時間，如大陸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與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大學排名』之教育資訊比較研究，仍會持續扮演促進全球教育進步的重要角色。而我認為網路排名仍會繼續存在，但不會成為大眾的主要目光。至目前為止，學術界仍對其有所保留，只把它放在次要的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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