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高教擴張後社會不平等現象的一點觀察
文/江東亮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侯永琪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行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1994年大學法修正後,臺灣高教發展邁入擴張期,政府不但逐步鬆綁法規,強化大學校院的自主運作,而且為了因應廣設大學的社會訴求,還積極鼓勵民間興學(江東亮,2018)。從1994年到2016年,雖然大專校院只由130所增加為158所,但其類型組成卻發生明顯改變:大學及獨立學院由58所大幅成長為145所,而專科學校則由72所急遽減少為13所,且18-21歲淨在學率由26.3%急遽上升為71.2%,大幅超過高教普及化的50%門檻(教育部,2017)。

根據教改總諮議報告書(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教育改革不僅要實踐社會正義,讓每個人有公平受教育的機會,更要在學習的歷程中追求卓越,讓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潛能,得到適性的發展。臺灣高教改革至今已超過二十年,是否達成上述目標呢?本文旨在運用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對1980年以來臺灣高教受教機會及畢業後就業狀況的貧富差距變化,提出一點分析與觀察。

材料與方法

文章資料來源為1980-2014家庭收支調查。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說明,家庭收支調查對象為臺灣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成的家庭,採取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方法,以縣市為副母體,再以村里、戶兩段為抽樣單位,由總戶數中約抽出千分之二為訪問調查樣本戶,約160,000戶(中華民國主計總處,2015)。調查方式以實地訪問為主,資料收集內容包括:家庭戶口組成、家庭設備及住宅概況、所得收支與消費支出等,另有約2,000家戶接受記帳調查,逐日記錄家庭實際支出,輔助訪問調查結果研析。

本文使用的資料項目包括:家戶可支配所得以及家戶成員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況;為了使資料具有全國代表性,分析時將以家庭收支調查提供的膨脹係數加權。另外,因關心高教畢業後的就業狀況以及方便說明,本文選擇以25-29歲人口為主要分析對象。

資料的處理過程分三部分。首先,依家戶可支配所得將調查樣本戶分為最低、次低、中間、次高及最高等五組。其次,計算全國及各家戶可支配所得分組人口接受高教百分比及高教人口就業百分比;前者稱高教率,後者就業率。就業人口係指年滿15歲以上,每週工作至少15小時,達半年以上,且年內收入達到一定標準金額(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不受收入金額限制);以2014年為例,標準金額為新臺幣118,000元。

第三,我們採取兩種方法測量不平等程度(Harper & Lynch, 2006)。方法一,直接計算家戶可支配所得最高與最低兩組的高教率或就業率比值,簡稱貧富比值;方法二,利用線性迴歸分析估計家戶可支配所得對高教率及就業率的迴歸係數,即不平等斜率指數(Slop Index of Inequality,簡稱SII指數)。這兩種方法的差別在於:貧富比值是相對差距,易受分組數目及基值大小影響,而SII指數則是絕對差距,考慮所有組別,且與基值大小無關,但無論貧富比值或SII指數,數值越大則代表不平等問題越嚴重。

▲高教評鑑未來需更重視學生的就業力表現。(澳門理工學院提供)

發現一:貧富之間高教率相對差距大幅下降,絕對差距則不再增加

整體而言,臺灣25-29歲人口高教率從1980-1984的16.3%大幅提高至2010-2014的66.2%,成長4.1倍,其中1990年代成長最快,到了2010年以後則已經緩慢下來。圖一說明家戶可支配所得別25-29歲人口的高教率的變化情形。就相對差距而言,貧富比值從8.3倍一路下降至1.8倍;就絕對差距而言,SII指數則由1980-1984的6.8%增加為2005-2009的9.6%,然後微降至2010-2014的8.8%。由於高教率的絕對差距不再增加,而相對差距卻大幅下降,我們可以說:臺灣高教擴張結果已明顯提高貧富之間接受高教機會的公平性。

發現二:貧富之間男性就業率差距越來越大,女性就業率差距已不再惡化

因為兩性就業狀況大不相同,我們將分開觀察男女就業率。就25-29歲高教人口而言,男性就業率由1980-1984的97.8%下降至2010-2014的82.9%,而女性就業率則由1980-1984的39.5%急遽上升至1990-1994的78.5%,並在21世紀初期維持在83%左右,與男性就業率不相上下。

圖二說明兩性25-29歲高教人口的家戶可支配所得別就業率的變化情形。就男性而言,就業率的貧富比值由1980-1984年的1.0倍上升至2000-2004的1.5倍,然後在1.5倍上下小幅波動,而SII指數則由1980-1984的0.1%增加為2000-2004的4.3%以及2010-2014的4.8%。根據相對差距及絕對差距的觀察,我們可以說:男性高教人口的就業公平性不斷惡化,雖然近幾年惡化趨勢已經慢了下來。

就女性而言,就業率的貧富比值由1980-1984年的1.1倍上升至1990-1994的1.7倍,然後反轉下降至2010-2014的1.3倍,SII指數的趨勢與貧富比值相似,由1980-1984的2.5%快速增加至1990-1994的10.0%,然後亦反轉下降至2010-2014的5.0%。換句話說,相對差距指標與絕對差距指標都指出:臺灣女性高教人口就業公平性曾經明顯惡化,直到邁入21世紀才回頭往公平方向發展。

對一點觀察的感想

臺灣高教擴張迄今已經超過二十年,許多議題都曾被檢討與評估,先是高教品質的參差不齊,繼而學用落差的問題,現在則是高教斷崖的危機。至於高教公平性議題,楊瑩教授曾在教改二十週年研討會上,以數據詳細說明:臺灣高教入學機會不公平依然存在的事實(楊瑩,2014)。但是根據發現一,我們仍有必要肯定高教擴張對改善高教就學公平性的貢獻。

遺憾的是,我們也同時發現:臺灣正面臨貧富之間高教人口就業落差擴大的挑戰,尤其是男性高教人口的就業不公平性越來越嚴重。就業狀況是社會階級的基本觀察指標,貧富之間高教人口的就業率落差變大,是否代表臺灣的社會階級流動越來越困難?由於家庭收支調查是收集同一年家庭所得與就業狀況資料,我們不知道個人就業狀況與家庭可支配所得之間的因果關係,更無法進一步回答社會階級流動性的問題。

但對高教評鑑而言,就業狀況及就業落差的意義卻十分重要。臺灣自教改以來,在教育鬆綁理念之下,自由市場已經取代經建計畫主導高教人力培育政策,而同一時期高教制度也由菁英教育轉型為普及教育,今日高教政策目標不應只是提供高教就學機會,更要讓人人發揮潛能,適性發展,造就成功人生(from access to success)。

由於就業力是成功人生的重要關鍵,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依歸的高教評鑑,未來必須更加重視各大專校院及系科所學生的就業力表現,亦即有能力找到工作、保有工作及必要時換新工作。而在此一快速變化高教環境中,大學亦需將培養「今日」學生可以從事「未來」工作,做為其教育使命重要一環。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主計總處(2015)。103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北市:行政院主計總處。

江東亮(2018)。臺灣高教發展路上的高教評鑑評鑑雙月刊,71,15-17。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頁53)。臺北市:行政院。

教育部(2017)。106年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臺北市:教育部。

楊瑩(2014)。我國高等教育受教機會公平性之探討。載於中國教育協會(主編),教改20年回顧與前瞻(頁247-284)。臺北市: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arper, S. & Lynch, J. (2006). In J. M. Oakes & J. S. Kaufman (Ed.), Methods in social epidemiology (pp.134-168).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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