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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的轉型與社會責任──從國小發展談起
文/張裕程
  臺中市后里區內埔國民小學教師兼教務主任

師範教育長久以來是國家發展的基礎,臺灣光復後,教育政策歷經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種種變遷,促使師範教育的發展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而產生多項變革(洪麗晴,2005);然穩定的師範教育為奠定臺灣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卻是不容抹煞的事實。尤其師資培育是教育之母,更是教育改革的關鍵(陳益興、郭淑芳、陳盛賢、楊思偉、連啟端、黃坤龍,2009),師資培育的良窳會嚴重關係到國家教育未來的發展。

師資培育的社會責任

正因如此,臺灣的師範校院發展不但與師資培育畫上等號,甚至與國民教育的發展息息相關。如臺灣省教育處在民國35年時將全省分成六個師範區來輔導,就是臺灣師範校院開始肩負輔導國民小學教育之責的開端(教育部,1957)。隨著2005年8月1日六所師範學院正式更名為教育大學,加上先前分別於2000年、2002年及2003年轉型的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東大學與國立臺南大學等三所大學,也標誌著師範校院的轉型邁入另一個新的里程碑。而在轉型之後與國民小學連結的關係似乎產生了改變,不再有以往輔導與受輔之間關係的緊密結合。

本文擬探討師範校院轉型為教育大學後,對基層國小教育產生的衝擊與影響,期待能夠作為高等師資培育機構轉型與落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所提「善盡大學公共社會責任」、「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或社會之貢獻度」目標的參考,並從國民小學的角度出發,針對國小面對教育大學轉型時應如何調整思維提出建議,以促成雙方正向且良性的互動與發展。

教育大學的轉型脈絡

師範校院負責輔導地方國民教育的責任,最早是根據1947年教育廳所頒布的「臺灣省師範學校分區輔導地方教育辦法」推行(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47;教育部,1957)。根據洪麗晴(2005)的研究,我國師範校院的變革歷程分成五階段:第一階段──臺灣光復初期的「師範學校」時期(1945~1949年)、第二階段──國民政府遷臺後的「師範學校」時期(1949~1960年)、第三階段──「師範專科學校」時期(1960~1987年)、第四階段──「師範學院」時期(1987~1994年)、第五階段──「自師資培育法公布後的師範校院」時期(1994~迄今)。

由於師範校院的變革脈絡中,與地方教育事務的發展與師資培育息息相關,加上教育部(2005)的「教育部推動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補助要點」推動,已讓國內原來的九所師範學院於2005年全部改制轉型為三所綜合大學及六所教育大學。尤其在大學整併風潮的席捲下,截至2017年6月底為止,仍以教育大學為名而招生的學校僅存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儘管原有師範校院轉型之大學仍設有師資培育機構,然而在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政策下,原有的師範校院特色早已淹沒在綜合大學的發展思維下,唯有臺中教大及臺北教大仍主要以師資培育為學校發展主軸,對於地方國小的輔導工作及責任亦已完全消失在合併及轉型的過程當中。

教育大學轉型對國民小學的影響

從以上師範校院的發展與國民小學間的關係而言,可以看到在漫漫的70個年頭當中,師範校院與國小的關係從緊密到鬆散、從強力連結到急速斷裂、從上下輔導到對等尊重的調整與改變。

● 從緊密到鬆散的轉變

儘管臺灣的師範教育早在1947年就已明訂要對地方國民教育負有輔導之責,然不可諱言的,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對於臺灣早期的教育還是扮演高壓監督的角色,由於政治情勢緊張使然,且師資教育及程度不足的因素,使得當時的師範學校擔負起對國小的監督工作,當然也負有傳遞黨國的思想教育責任,所以當時的關係是緊密的,各地的國民小學也以輔導區的師範學校為教育灘頭堡,加上各國民小學的師資幾乎均是從輔導區的師範學校培育出來,對於學校事務就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而隨著時空的遞嬗、政治情勢的變化,師範校院的轉型過程中已自顧不暇,對於輔導區國小的輔導工作亦視為負擔,尤其是《師資培育法》的頒布,以往師資培育工作的專斷權突然開放到其他大專校院,使得師範校院的角色起了很大的轉變,也迫使師範校院須在與其他師培機構競爭之下重建其師培的專業角色,造成無法再投入大量經費與時間來輔導責任區的國小工作,與國小的關係變得鬆散,甚至是沒有關係的情形。

● 從強力連結到急速斷裂的改變

在我國師範校院發展的第一至第三階段中,師範校院與國小的關係都呈現出強力連結的關係,因為師範校院可透過輔導國小的機制,甚至是讓老師回流進修的機會,持續不斷的對國小產生影響力,以能繼續傳達國家的教育政策方向,完成國家的教育目標。

然而,從第四階段之後,「全球化」浪潮來襲的力道猛烈,全臺灣都無法避免,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政治開放、一元走向多元、師資培育多元化、大學轉型與合併,都造成師範校院甚至是教育大學與地方教育中的國民小學關係急速斷裂。因為國小中的師資已來自各個師培機構,而不僅限於傳統的師院或教育大學,這種隨著全球化影響而造成的師培開放與多元,都是形成師範校院或教育大學與國民小學關係斷裂的因素。

從2005年「教育部推動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補助要點」的內容來看,其「推動師範大學及教育大學轉型發展經費項目之實施方案與內容」中,除補助項目第一項「轉型定位與特色發展」的發展雙軌式課程、因應師資培育與社區發展需求,以及第九項「教師進修與諮詢服務」還算可以與師資培育相關聯,其他內容則完全未提及輔導地方國民小學的補助與工作,教育大學與地方國小的輔導關係已完全斷裂。

● 從上下輔導到對等尊重的調整

在師範校院發展的脈絡中,一直到第四階段都還能看到師範校院輔導地方國小的責任,甚至此項責任還明訂在《師資培育法》中。就法令上而言,師範院系是需要輔導國民小學的,甚至還得訂出輔導計畫來執行;然而,隨著主客觀環境的改變,經費的不足及大學整併與轉型風盛行,師範校院及教育大學也從早期上下輔導的角色,轉變為對等尊重的角色,不論是師資生的實習或實驗課程規劃,教育大學都須先與地方教育局處討論後,再與國民小學接觸。

這種對等尊重的態度彰顯了時代的進步,走出了以往那種上對下的威權管理氛圍,但卻也造成效率不彰的影響。以往上對下的輔導方式能夠給予學校明確的解決途徑與策略,學校的行政人員與教師亦能夠直接感受到師範校院的關心與輔導,現今的對等尊重態度則能夠給予學校相對的尊重,但在輔導學校進步與調整的步伐上似嫌太慢,更不用說轉型成教育大學之後缺乏輔導國小的機制了。

因應教育大學轉型的發展策略

時代的巨輪不停的向前滾動,就如同「全球化」的潮流也是無法停止與迴避,教育大學的轉型隨著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的推動,更是一股不可逆的趨勢。以往國民小學有困難時能夠向責任區的師範校院求援,而在輔導區的師範校院就會提供不論在課程教學或是校務行政的輔導與協助,另外也會提供教師在職進修的管道與課程,甚至是碩博士學位,以增加在職教師們進修與成長的機會;但現今的大學除了校際競爭與學術排名競爭,因少子化的影響,連學生來源都得競爭,更不用說經費及優秀師資的爭取,教育大學長期在學生方面一直呈現量少質精的經營方式,要與一般綜合型大學競爭,確實是需要有獨樹一格的特色;且在教育部的補助日漸減少之下,如仍要像往日對輔導區國小般投注心力,確實也有捉襟見肘之感。

因此,以下提出六點建議與相應對策,期待國民小學能在不增加教育大學的負擔之餘,得到教育大學的協助與輔導。

● 鼓勵教師踴躍進入教育大學進修,修習碩博士學位

鼓勵校內同仁踴躍報考教育大學,繼續進修碩博士學位,一方面可充實教師個人知能,提升個人成就感,另方面可將進修之收穫與心得帶回學校,以提升校內學術涵養;最後可利用同仁進修機會,與教育大學教授建立聯繫管道,培養私人情誼,建置學校所需之專家資料庫。凡此努力均會成為學校進步之隱形後盾與無形資產。

● 運用學校資源,廣邀教育大學教授到校指導與協助

善用學校內外部資源,例如學校週三進修及專業對話與社群經營之經費與時間,廣邀教育大學教授到校,搭建諮詢的管道與橋梁,提供指導機會,並利用教授帶來的大學資源之餘,改善學校困境或補充學校之不足。

● 主動參與教育大學教授所提之科技部計畫或研究

把握任何機會,主動爭取參加教育大學所提出之科技部計畫或研究,以爭取教育大學的師資及資源能夠運用到學校,更重要的是主持計畫教授對於學校的協助與幫忙。這是建立在雙贏基礎上的合作,更是學校爭取教育大學青睞的有效契機。

● 建構學校特色及專長,吸引教育大學主動提出合作

積極建構學校特色及專長,將學校的競爭優勢加深加廣,並且廣為宣傳與行銷,作為學校爭取資源之有效利器;尤其是當教育大學需要合作或實驗對象時,就會直接考量到最優合作條件的學校,此時如果學校符合資格,就容易得到教育大學的青睞以吸納為合作對象,對於爭取教育大學的協助與輔導,就會擁有更多的機會。

● 踴躍爭取教育部或縣市補助型計畫,邀請教育大學教授協同合作與指導

學校主動爭取教育部或縣市教育局處大型計畫或補助型經費的計畫案,並邀請教育大學教授同為協同研究主持人或諮詢顧問,透過教授對於計畫案的建議,甚至是督促,為學校爭取到教育大學主動輔導的空間與機會。在這種互蒙其利的計畫案合作下,教育大學會更願意提供學校需要的幫助。

● 透過縣市教育局處管道,請教育大學協助學校進行輔導

由於教育大學須與各縣市教育局處維持良好關係,以利往後溝通與合作,而縣市教育局處亦須與教育大學保持通暢的溝通管道,以利其隨時找專家學者諮詢與背書,彼此間均會互相尊重,因此,透過縣市教育局處請教育大學遴派教授進行學校輔導,亦是一個值得學校參考的方法。

善盡公共社會責任  師培機構應與國小互利合作

以往在九所師範體系學校存在之時,臺灣的師範校院針對責任區國小進行責任輔導,不但有助國家教育政策順利推動,且能夠提供國小師資從培訓、養成、進修到終身學習的管道,對於穩定國小教師素質,成為臺灣社會安定的力量,其貢獻不可抹滅。

隨著時間遞移,在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之下,教育大學的轉型亦無可避免,如此才能有足夠的力量與綜合大學在現今少子化下競爭,對於輔導責任區的國小則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加上教育大學轉型成綜合大學及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全國教育大學就僅剩臺中教大及臺北教大兩所,對於全國數量眾多的國小亦不可能雨露均霑,因此,唯有國民小學自身認清事實,主動出擊爭取教育大學,甚至是一般師資培育機構的輔導與協助,才是上策。

本文從臺灣師範校院的歷史發展脈絡出發,探討及釐清師範校院與國民小學之間的主客關係,從以往雙方積極熱絡的輔導與受輔關係,轉變為互利共生的合作關係,並希望從互助雙贏的角度,提出國民小學主動爭取教育大學輔導與協助的策略。也期待臺灣的師培機構能與國民小學共同合作,落實高教深耕計畫精神,實踐社會責任,不論是站在輔導的立場,或是互惠的角度,都能再次為臺灣造就更多優質學生與人才,創造更多金頭腦,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與社會的貢獻度。

◎參考書目

李園會(2001)。臺灣師範教育史。臺北市:南天書局。

吳清山(1997)。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內容評析。教育資料集刊──師資培育專輯,22,97-118。

洪麗晴(2005)。1945年後臺灣師範院校的變革與發展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陳益興、郭淑芳、陳盛賢、楊思偉、連啟瑞、黃坤龍(2009)。我國教育政策回顧與展望:師資培育政策回顧與展望。臺北縣: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教育部(1957)。師範教育:中等師範教育。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臺北市:正中書局。

教育部(2005)。教育部推動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補助要點。臺北市:教育部。

黃福濤(1951)。本省師範教育的實施與推進。教育輔導月刊,1(5),51-56。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47)。臺灣省師範學校分區輔導地方教育辦法。臺灣省政府公報(36年秋字第42期)(頁660-661)。臺北市:臺灣省政府。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92)。師範教育。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志(第5卷)(頁1769)。臺中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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