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高教在壓力下的轉型與評鑑
文/黃榮村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董事長

假如要說現在大學最嚴重的壓力是什麼,那一定是言人人殊。研究型大學的壓力來自於要求各方面的卓越,但近十餘年來啟動「追求卓越」的戰爭後,學生一直抱怨學校重研究輕教育,只知爭國內外排名,如何培養出一直標榜的各行各業領導人?老師抱怨研究壓力太大不知為何而戰,違背當初進入大學從事學術與教育工作的初衷;學校領導階層則抱怨國家與社會一直逼壓,要求增強國際競爭力並帶動國家競爭力。

看問題:卓越大學資助匱乏  後段大學生存之戰

但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學雜費不能調整也就罷了,政府的資助也沒隨之增加,揆諸國際同級大學,堪稱血汗;等到好不容易弄了個五年五百億,卻又逐期縮水想要棄養,看不出國家對一流大學有何長期願景與投入;而民間捐款雖然每年至少四百億元,但流到宗教機構的多,真正捐到大學的則很少,大學只好多做點產學合作與創收,心中卻又隱隱感到不安,好像離大學之道越來越遠。

至於處於比較後段的大學,面對的是馬上要開打的生存戰爭——2016年大學生源開始減少,此後十年間大約下降1/3。臺灣因為淨在學率超過70%,已居全世界前三名,往上調整的空間很小,政府也不可能干犯眾怒調降一流大學的招生率,因此,大學招生總量減少後並不會平均在各大學員額中減少,而是呈現一種遞階函數(step function),亦即先從後面大量減少,再逐漸少量往前推。在這些限制條件下,臺灣目前近150所大學在2016年後的十來年間,大約有40至50所大學需要轉型或退場,這也是為什麼教育部一直主張100所大學是以後臺灣最適高教規模之故。

求解套:卓越大學需錢孔急  後段大學立法破僵局

考量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壓力,大學評鑑顯然要有不同的策略才能因應。這是臺灣目前最不敢面對的分類分級,追求卓越的大學,最需要的是得到資源以實現卓越的目標,此攸關錢的問題;而掙扎在生存邊緣的學校,則最需要找到一條可以接受的出路。但既有出路又得符合國內法制,顯然需要修法。

就前者卓越大學而言,臺灣的特色是右派社會在教育與醫療上有左派理想,但在資源籌措上則無左派措施,全國稅賦只占GDP不到12%,穩居全世界最低國家之一。在這種狀況下,想要真正弄好幾間大學都難以著力,若非這些大學優秀師生的血汗功高,豈有今日?大學的強大須先來自強大的國家或國家強力的支助,大學做的是人才培育與學術的基礎工作,基本上都是需要花錢的奠基性志業,沒錢沒支助根本就不可能有好大學!有史為鑑,血跡斑斑,不必一一列舉,只要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維也納大學與柏林大學,以及現在獨霸一方的美國大學群,互相做一比較,即可略知一二。

就後者有生存危機的大學而言,臺灣也有一個特色,就是立法從嚴。受限於大學法與私立學校法的規定,私立大學是捐資興學而非投資辦學,因此私校面臨轉型或退場時,馬上面臨財產歸屬問題,讓退場變得非常複雜。不過,臺灣又有另一項特色,就是防災雖不力,但救災真內行,因此,在2016以後火燒屁股之下,說不定就能制訂出特別條例,以排除既有法令之限制,例如進行文教土地使用分區之調整、整併、設立教育重建基金(RTC)、合理清算,或做好轉型利益分配之優惠等。依此來看,2016之後的少子女化對大學生源的影響,也非全無解決之道。

大學評鑑分類分級  高教評鑑中心應做民間智庫

綜上觀之,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三類性質非常不同的大學:一類是十來所應該仿各國之例,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的大學;一類是需要轉型或退場,需要協助與輔導的大學;另一類則是介於中間,更多需要力爭上游的大學。對這三類大學所提供的高教輔助措施顯然應有不同,一個大有為的國家,一定要有周全的方案來促成與協助,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應該發揮「民間智庫」功能,提出可資參考的建議。另外,在高教評鑑中心的本業上,更應在分類分級的現實上、在評鑑指標與實質評鑑上,加緊研擬不同之適用方案,以對這三類大學提供可參考之評鑑資料。

專欄作者 黃榮村,曾任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處處長等職,現為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長、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有《大學的教養與反叛》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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