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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研究型大學?美國佛羅里達中心「全美頂尖研究大學」排名
文/侯永琪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員

全球化知識經濟的二十一世紀模糊了世界社會文化發展的邊界,也擴大且激化國與國之間競合的微妙關係。國家科技進步與經濟成長是源自於其科學研究活動的表現力上。大學或研究機構所進行的各項學術研究活動與產出學術論文,在某程度上代表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換句話說,一個國家若沒有擁有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那麼它可能難以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高研究力的高等教育機構,就自然成為許多國家經費投入與分配的重點,藉以增進其在全球經濟競爭的實力與潛力,尤其是亞洲地區,政府更是積極介入研究經費的分配,鼓勵大學追求世界級的卓越發展。如日本「21世紀COE方案」、韓國「韓國腦力21」、中國大陸「211」與「985」、新加坡積極推動與世界級大學建立聯盟、臺灣「五年五百億」等。

相較於亞洲國家的前仆後繼爭相投入,歐美國家高等教育機構因有相當穩固的學術基礎,已發展出成熟的研究評比系統。本文即將分析由學術機構發展出來的學術研究表現評比系統:美國佛羅里達中心的頂尖研究型大學排名(The Top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五大類九指標
評估大學學術研究能力

成立於1998年的美國佛羅里達中心(TheCenter)是一個私人捐助研究機構(research enterprise)。早在90年代初就開始關注美國主要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表現,除了蒐集建立各項統計資料外,也徵詢國內一些學者專家的意見。起初「美國佛羅里達中心」只是單純提供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相關改進意見,但後來發展為對全國研究型大學的學術研究表現排名,排名對象以獲得二千萬以上聯邦研究經費之大學為主。自2000年起,每年公布「全美頂尖研究大學」報告,至今已6年。

美國佛羅里達中心是依據五大類九項指標來評估美國大學的學術研究能力,其中包含了整體研究經費、聯邦經費、捐贈資產、每年捐款、國家研究院院士、獲獎教授、頒發博士學位數目、博士後研究與SAT的平均成績等(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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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首次公布結果,只依公私立大學兩類分別排名。2001年起,排名結果以五大群組的方式呈現:
一、 全美頂尖研究大學(前1-25名):至少在9項指標中有1項是居全國前25名者。

二、 全美頂尖研究大學(前26-50名):至少在9項指標中有1項是居全國前26-50名者。

三、 全美頂尖私立研究大學(前1-25名):至少在9項指標中有1項是居全國私立大學前25名者。

四、 全美頂尖公立研究大學(前26-50名):至少在9項指標中有1項是居全國公立大學前25名者。

五、 全美頂尖公私立研究大學(前26-50名):至少在9項指標中有1項是居全國公立或私立大學前26-50名者。

獨特的排名方式

與其他國內或國際一般大學排名系統相較,美國佛羅里達中心的「頂尖研究型大學排名」所採用方式較為獨特,並不以標準化的分數來區分大學優劣,而是以9個指標中個別表現之排序為基礎,來綜合其整體表現。以下歸納出幾點與一般排行榜不同之處:
一、 並沒有給予每個指標一個權重;

二、 並沒有將每個指標標準化,轉換加總為一總分數;

三、 每個指標以原始資料呈現,並由高而低依次遞減排序;

四、 總排名是以9項指標中有幾項是排名前25名或26-50名之內的數目多寡,依次遞減分群排序;

五、 每年被列為五大群組「頂尖大學」的數目皆略有不同,如2003年第一群組「全美頂尖研究大學(前1-25名)」有54所,但2004年則53所,2005年降為51所。第二群組「全美頂尖研究大學(前26-50名)」,2003年有32所,2004年33所,2005年37所。

六、 若大學的指標數相同,則屬於同一次群組,如2005年排名中,MIT, Stan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皆有9項指標在前25名內,皆同屬於第一次群組。

排名結果分析

雖然不同於獲取利潤的商業機構,但事實上,美國研究型大學一直處於一個極高競爭性的市場之中,積極爭取研究經費、高素質的教授與高品質的學生。而這種彼此較勁的現象,自5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經費補助之後,就存在於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之中,至今絲毫無減緩的趨勢,並襲捲全球。

根據2001年至2005年排名報告,9項指標皆在全美排名25名內的學校有兩所:Stanford 與MIT,Harvard在2005年只有8項指標被列入前25名內(表二)。整體而言,美國佛羅里達中心「全美頂尖研究大學」是以大學獲得經費的多寡─投入性(input)指標為評量研究型大學最重要依據。而獲得較多研究經費的美國大學,其整體教授素質與研究團隊表現也會是較高的,也可以招收更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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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5年的資料顯示,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獲得最多的研究經費,高達12億美元,在「重要獎項獲獎教授人數」有52人,僅次於排名第一的Harvard University,而參與研究計畫的人數也相對較多。

Harvard University雖非在每指標中皆排名第一,且「研究經費」指標全國排名中沒在25名之內,但「私人捐助」的表現卻是其他大學望塵莫及的。充裕經費是其教師素質、研究團隊與學生品質能獨占鰲頭的重要推手(表三)。在公私立大學表現方面,私立大學在前12名的表現遠勝於公立大學,但在12名之後則是公立大學表現較佳,前200名獲得聯邦研究經費大學中,143所是公立大學,57所是私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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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學研究經費「直覺式失衡」(intuitional imbalance)分配也一直存在於大學間經費的競賽中。Clark Kerr在60年就指出聯邦政府研究經費分配策略,是以「選擇最好的」為依準,導致資源只集中在少數研究型大學中,各項和國家發展有關的研究計畫與博士後研究生的訓練補助上。根據2005年的美國佛羅里達中心「全美頂尖研究大學」資料顯示,2003年全美排名前100名的大學就獲得所有研究經費75%以上的經費補助,約300億美元;而聯邦政府247億的研究經費中185億,約74%,也是由前100名大學獲得。

Robert K. Merton提出源於馬太福音(The Gospel of Matthew)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就是來解釋存在於學術界資源取得與分配不平均已久的累積效益(cumulative advantage)現象:「富者會得到更多的施予而更富,貧者得不到施予或甚至被奪取而更貧」。而Richard M. Rose就清楚描述美國研究大學其實是相當享受這種資源集中的優勢:

「最新且最先進的科學儀器設備吸引了最優秀的學者進入大學。而這些學者則獲得了大部分聯邦研究經費補助。因此,學術聲譽高的學者,使其任教的大學在儀器設備經費的取得更加容易。這些研究大學對他們為學校所帶來聲譽與資源的增加,都相當的喜悅。」

誰才是研究型大學?

在聯邦政府大量經費投入之後,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美國經濟成長社會繁榮,更穩固了其全球的領導地位,也使得其他國家爭相仿效。但與其他國際排名系統注重「產出」(output) 指標相比,如論文篇數、論文引用率等,美國佛羅里達中心「全美頂尖研究大學」偏重「投入」性指標,則較能反映出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歷史發展與研究潛質。

另一方面,Diane D. Craig指出,不依優劣排高低的「全美頂尖研究大學」並不是一個商業化的排行榜,也非為簡單易懂且能快速分辨優劣的購物指南,而是屬於能了解大學研究表現的學術性分析報告。指標的來源皆是政府機構或學術團體已建置好,爭議性低的資料庫。但相對地,它也較不如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全美最好大學」引起大眾的關注。

美國佛羅里達中心主任Lombardi在「評量與改進研究大學」(Measuring and Improv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文中強調:「美國佛羅里達中心所呈現的各項資料,並不代表哪一所大學是較好或是較高品質。它只是展示出每所學校的學術研究力 (academic research productivity)」。雖然他一再認為,獲得較少研究經費之規模小的大學,並不代表其教授素質就比獲得較多研究經費之規模大的大學為差。但由以上分析來看,經費較多大學容易有更多的資源發展學術研究,組成堅強的研究團隊陣容,是個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現今不管美國或其他國家研究型大學難以擺脫,且永遠無法鬆懈的宿命,因為這場競爭就像一場角力賽一般:

「比賽的兩人互相緊抓,使盡力氣,不僅求取自我的平衡,還得想辦法使對手失去平衡而摔倒。只要任何一人,稍有鬆懈失誤,立刻敗陣下來。因此,這種競爭看似靜態,實則充滿張力與緊張。雖然美國頂尖研究型大學變動很小,但是那是激烈競爭之下的一種『恐怖』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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